今天，小編給大家講五個戴明教老先生的傳奇故事。
故事一：學繡、學畫九載
踏實學繡者不多，很多人畢業后就放棄
她是新中國顧繡的第一代傳人
據新華社報道：不久前，由文化部等九部委在北京主辦的中國非物質遺產保護成果展上，有五個項目的“現場表演成了參觀者易集聚成群的地方”，它們是：松江顧繡、無錫泥人、南京云錦、景德鎮瓷繪、陜西剪紙；其中顧繡名列第一。
顧繡，這個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繡藝流派，誕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，以松江府進士顧名世家族的女眷韓希孟為代表人物。至今已有400余年歷史的顧繡，又稱“畫繡”。其繡藝特色是：以針代筆、以線為墨，以摹繡古代名畫為主，著意追求筆情墨趣，富有濃厚的中國畫典雅風格。顧繡因此成為文人畫在針刺藝術上的延伸，對蘇、浙、湘、蜀刺繡術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由于命運多舛，歷史上顧繡幾近失傳。為了重振“松江顧繡”的“雌風”，上世紀初，有人開辦了“松筠女子職校顧繡班”，在1936年顧繡班學員中，有一個名叫戴明教的14歲女孩。正是她，后來成為新中國顧繡的第一代傳人。
在上海市松江區榮樂小區四村見到年過八旬的“顧繡”傳人戴明教時，這位耄耋老人精神之矍鑠令人意外。一頭花白的頭發，配上依然白皙的皮膚，再加上清晰的思維和睿智的頭腦，使不知道她真實年齡的人，也就猜她不過古稀。
1922年出生的戴明教，她的師傅就是自己的親姑姑。由于全家只有她一個女孩子，所以家人一直很寵她，喜歡什么，想學什么，都由著她的性子；那時候，上海的大戶人家小姐，但凡學繡，只有一種，就是顧繡。當然，戴老笑著說，她那會兒也和一般女孩子一樣貪玩兒，并不是整天陷在埋頭學繡上；她當時對顧繡的感覺很簡單，就是單純的喜歡。
后來，家人又把她送到地處松江的一所專門的繡藝學校—“松筠女子職校顧繡班”去學習。它是由一些致力于復興顧繡的松江民間有識之士所辦，時間是上世紀三十年代，校址選在松江妙嚴寺塔旁，由慈善機構“全節堂”所設。
松筠女校從小學一年級到初中三年級，均開設“女子刺繡班”，戴明教在這里學習了九年。學校除開設國文和圖畫課外，還專門請了兩位顧繡藝師授藝。戴明教在此期間，半學顧繡、半學文化，特別是同畢業于上海美專的諸老師學習了素描、色彩、寫生等美術繪畫專業的基礎課，為其日后在繡藝上能夠達到畫繡一體的藝術境界打下了基礎。
教繡藝的老師姓宋，自己一直搞刺繡。慢慢地，戴明教已能讀懂畫意并把它反映在繡理上。當時，能在班中踏踏實實學習顧繡的人不多，很多人畢業后就不再從事此行業了。
抗日戰爭爆發的上海淞滬戰役中，松筠女校被日本人炸光了，遺址也沒了，戴明教也輟學了。顧繡從此歷經了近代的再度“失傳”，中斷直至上世紀70年代初，才又被重新“找尋”回來。
故事二：受命將絕技傳下去
帶徒弟至70歲，待遇與普通工藝工人相同
完善顧繡雙面繡的制作工藝，整理顧繡針法
上世紀70年代，周總理作出了關于“發掘傳統工藝美術品”的指示，上海市手工業局四處尋找恢復顧繡生產的地點。1972年，松江工藝品廠成立，其中要素之一，就是必須搜尋到顧繡的傳人。當時已經年逾五旬的戴明教，就是在此時被大海撈針般“搜”了出來，擔任起傳帶顧繡徒弟的重任。
那時的戴老，在“文革”前一直沒有正式工作，做家庭主婦，平時在家只繡一些枕套等日用品；后來，松江刺繡合作社成立，她開始接一些外貿的枕套、童裝等出口加工活。每接一批活，對方就付給她一些加工費。雖然手工刺繡的技藝沒有生疏，但繡這些東西完全和顧繡“不搭界”，只是些實用繡品而已。
當時“搜”到的能做顧繡的人不多，只有戴明教、當時的松江工藝廠首任廠長徐則圓，還有與戴明教同班的一個吳姓的女孩子。她們一開始，就專門做出口外貿的繡品。每天8小時上班，戴明教一面教徒弟繡，一面自己繡。
很快，一件件顧繡精品，由顧繡小組手中誕生，它們有的被國家選為外交禮品，送給外國元首，有的因在國際文化交流中頻頻獲獎，被各地美術館和博物館爭相收藏。
1977年，戴明教繡出了解放后第一幅顧繡作品《紅蓼水禽》，參加全國工藝美術展覽獲得好評；第二年，她完成了《群魚戲藻圖》，這幅作品在上海市民間工藝授獎大會上被授予一等獎。顧繡也在這一年，被上海市手工業局命名為“上海顧繡”的品牌。
據統計，戴老個人一生共創作了40多幅顧繡作品，現在除了松江博物館收藏的幾幅外，剩下的幾乎全部銷往海外。而她帶出的高秀芳、朱慶華、錢月芳等十多個徒弟，很快成為顧繡的第二代傳人，他們共創作了大約500幅顧繡精品，作品遠銷歐、亞、美等地區。
1991年，年屆70高齡的戴老，終因眼力不濟而告退在家。退休時，她自己手中竟然沒有留下一幅她傾注了畢生心血的顧繡作品。賦閑在家后，戴老自己在家做了兩幅“封筆之作”以示留念；現在，這兩幅擺在戴老沙發上端的、用鏡框仔細鑲嵌的繡品，就成了戴老自己碩果僅存的繡品：它們一幅是“小庭嬰戲圖”，一幅是“雙鶴圖”；前者是根據宋代名畫而制，后者則是臨摹的松江畫家劉建民的國畫作品。
其實，1978年戴老就該退休了，但是為了多帶出一些顧繡傳人，她又傳幫帶教了幾年，現在，這些二代傳人又往下帶出了第三代。在戴老這里，完成了顧繡上承下傳的歷史接點。
戴老帶徒弟，不僅技藝上毫無保留，而且為了擔心代代相傳可能會“失真”，她還專門口述了“顧繡針法”，并請兒子將她的口傳整理記錄成《顧繡針法初探》文稿。
戴老除了帶教徒弟外，還進行了對傳統顧繡技藝的創新，經過探索，她完善了顧繡雙面繡的制作工藝，開了顧繡的新篇章。
采訪時，戴老耳聰善言，只是要常常閉上會兒眼睛，歇息一下。一生繡了幾十年的戴老，由于用眼過度，眼睛損傷得很厲害；電視報紙看一會兒就不行了，還戴上了600多度的老花眼鏡。當初在廠里做工時，由于南方沒有暖氣，冬天做繡時，戴明教常常是手凍麻了，就拿到熱水里泡一會兒再繡，再凍再泡……如此周而復始。
戴老一生與顧繡為伴，以顧繡技藝的傳承為自己的使命。直到1991年古稀之年退休，她的待遇與一名普通工藝品廠工人相同。
1989年，上海市職稱改革辦公室據其工作實績，破格評定她為“工藝美術師”。
2001年，中央電視臺《東方時空》欄目對戴老和她所傳承的顧繡作了專題報道。
故事三：近看是繡遠看是畫
因創始人的夫家姓顧，顧繡因此得名
顧繡摹古色古韻，禁忌大紅大綠之線色
只要一提起顧繡來，戴老的話就開始滔滔不絕。她說顧繡是400多年前，明代人韓希孟開創的。要說“顧”繡的特點很簡單，宗旨簡單明了就一個字—即“畫”繡。為什么這么說呢？因為它與其他任何繡種不同，首先，它必須按照一幅畫繡得非常逼真；其次，這繡的用線顏色很有講究，必須是文雅、古樸的色調；一句話，要仿古，摹古色、有古韻。像別的繡種的大紅大綠之線色，在顧繡這里是絕對禁忌的。因為這樣一來，就會跟它所臨摹的那幅古畫背道而馳。當然它也不是為實用而作的。
在明代，它是大家閨秀的皇室貢品，所以在故宮博物院中，珍藏著韓希孟的作品，她丈夫家族姓顧，所以人們把刺繡稱為“顧繡”。
相傳當時有一個叫董其昌的人，是當地的大書畫家。韓氏的丈夫顧某便拜其為師，跟從董其昌學畫。因此顧家的女眷們在做繡的時候，就得到了畫的浸染，繡的東西非常傳達畫意。慢慢地，顧繡的風格就由此形成了：首先，顧繡一定要有畫意；其次，顧繡必須懂得繡理；二者之完美結合才能達到顧繡的“真諦”。
戴老告訴記者，外國人非常喜歡顧繡，但很多人一開始并不懂這是一幅繡品，還以為是一幅古畫呢。因為顧繡所摹的樣品，多為歷史名畫。這就使顧繡本身的藝術含量很高，再加上前面說的，它的用線很有講究，單是一根很細的絲線，就要被劈出48份，使得繡出來的東西極為細膩，繡面和布面一樣平整，色調也要和原畫接近，越逼真越好，要符合原樣。這就使得顧繡后繡出來的東西和畫筆畫出來的畫差不多，就有了近看是繡、遠看是畫的美稱。
而且，一般工藝繡品的顏色都沒有顧繡這么多種，它規定僅一個單色的線，從深到淺過渡過去就要有十多種，因此顧繡的線，必須根據每幅畫的要求專門送到印染廠去染。這是由描摹的水墨畫的肌理特征決定的；水墨畫的畫理講究的是“墨分五彩”，以此來展現水墨畫的濃淡干濕，色彩搭配；因此臨摹它的絲線，也必須選用和原畫色調基本一致的絲線。
戴老還說，顧繡和其他繡品不同，在古代時，不能隨時想繡就繡，必須選在天氣好和心情也好時，才能動繡針。它有幾個禁忌：下雨時、酷熱時、寒冬時、心情不好時，都不能作繡。
這是因為其創始人，那些大家閨秀的女眷們，感覺在這種天氣或心情不佳狀態下，繡出的東西，和原作意境相差很遠，不能準確傳達畫家當時的心理感受。而且，學顧繡者，一般都是大戶人家的小姐或女眷，滿講究創作氛圍，要求一定要與畫的狀態“同步”，心情與天氣好時再動手。
故事四:顧繡滄桑400年
先表現山水遠近,對后世仿真繡法影響甚大
顧繡的兩次恢復生產都讓戴明教趕上了
顧繡,絕不是孤立的現象,它屬于江南刺繡的著名流派,更是江南刺繡的杰出代表。
明代，松江為府。經濟發達,百業興盛，尤其棉紡業居全國之首,史上有“藝被天下”之稱。眾多文人墨客聚居松江,形成了濃郁的文化氛圍。得益于天時地利的秀美自然環境,又得益于優越的人文環境的松江,出現“顧繡”這一繡藝上的高絕是必然而至。
顧繡,這個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繡藝流派,誕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,由松江府進士顧名世家族繆氏、韓希孟、顧玉蘭三位女眷創造;而韓希孟被譽為“顧繡第一人”。韓氏精通書畫,曾廣泛搜求唐宋名畫加以臨摹,深得內中奧妙。她能以不同的針法表現山水遠近的透視原理、人物肌理明暗的素描關系,并首創了寫生繡法,對后世江南刺繡的仿真繡法影響甚大。傳說她的繡品,既能以書畫的審美觀要求繡品,反過來又能以繡藝真切地傳遞出書畫的水墨神韻。
顧繡在她這里達到了巔峰。
此后的440年,顧繡走過了由興盛到衰落,乃至消亡、重生的歷史。明末,顧氏家道中落,顧繡之名雖盛,而“畫繡”真諦卻在上海絕跡。由此成為顧繡脫離士大夫家庭、流入江南民間的轉折點。但作為“畫繡”,制作耗時長,繡工須有書畫修養,難以真正普及；加之其本身是民間繡藝與士大夫文化結合的產物,一旦離開松江畫派的土壤便失其精髓,無奈從純觀賞性藝術珍品逐漸變成了日用工藝品,以至“畫繡”的真諦蕩然無存。
清末民初,南通名人張騫、沈壽興辦顧繡學校,意圖延續顧繡香火。稍后,松江出現了“松筠女子職校顧繡班”,極少數諳熟顧繡真諦的刺繡藝人通過講習,又使顧繡薪火得以傳播。顧繡真髓又返傳到松江。
在1936年顧繡班學員中,一個名叫戴明教的14歲女孩,后來成了顧繡在松江的真傳藝人。
1972年,松江工藝品廠聘請戴明教授徒傳藝,恢復顧繡生產,使顧繡在松江重新問世。她口傳身教了十幾個弟子,創作了500多幅作品，遠銷24個國家地區。
走向市場經濟后,顧繡再次瀕臨夭折：工藝品廠轉產為電子儀器廠，集體所有制變成民營企業。雖然繡工仍然被保留,但種種桎梏使得顧繡昔日風光已經今朝不再。
故事五:擔心粗制濫造更擔心失傳
工藝品廠已經被私人收購,傳人面臨生存壓力
許多作品粗制濫造,絲線很粗,顏色很艷,商業味濃
雖然自己已經不能再繡了,但是顧繡的命運,能否代代相傳,一直是戴老所關注的。她非常悲傷地告訴記者,隨著當初她所在的集體松江工藝品廠的解散,企業已經被私人老板收購,很多顧繡的傳人也因此變成了私人老板的打工者;她很為顧繡的未來擔心。
《解放日報》在頭版刊登了題目為“顧繡亟待‘添幾針’”的文章,翔實論述了顧繡在傳承、保護、發展上步履維艱的局面,發人深省地提出了如何破解這道400余年歷史難題的方案。
確實,顧繡因其初始的地域背景,特殊的從藝人群,固定的描摹畫本……限定了它特有的“陽春白雪”身份,不可能像其余的蘇繡、浙繡、湘繡和蜀繡等幾種繡那樣,普及地進入“尋常百姓”家。它作為藝術品的收藏裝飾身份,確實遠遠超過了其他繡種的實用身份。
同時,與其他繡品的能夠“速成”相比,顧繡的“慢功”決定了它的“難產”,它就像國寶大熊貓一樣,有自身基因上的繁殖弱點。
對于這一點,戴老特地為記者解釋:顧繡這種產品很費工夫，講究的是“慢功”;就像繪畫一樣,不是馬上就能作出、一下子就見到“效益”的。可以說它既費時又費力,大多時候,一幅顧繡要繡上半年到一年才能完成。如此而言,它的經濟效益不高，必須依靠政府給予政策上的扶持,經濟上的支持,才可能傳承發展;并且還得有專門的機構來扶持這件事。
她沉痛地說:“幾年前,我曾在一次展覽會上,看到一些所謂的‘顧繡第二代傳人’的作品,發現它們有些粗制濫造,商業味兒很濃。這些繡品,絲線很粗,顏色很艷,所仿的也非名畫……可以說完全失去了顧繡的本色。他們所用的線沒有劈出48份,可能也就十多二十根,線色不是經過專門的漂染,由深到淺色調缺少過渡,完全失去了古色古香的畫味;取材也都不是古畫,而是迎合現代人審美的商業口味……”
陪同戴老一道接受采訪的松江文化館美音部主任劉建民也強調說:顧繡當初是大戶人家在衣食無憂的情況下創造的,必須臨摹名畫,必須忠實地反映原畫的肌理和效果;比如繡寫意畫,枯濕濃淡要想準確表現,必須用細線,用遞進的顏色逐步過渡;因此決不能趕時間、不能批量生產。
特別是隨著這些繡工身份由“集體”性質向“私營”性質的轉變,其自身生存問題已提上日程。正如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秘書長吳祖德對當地媒體所言:工藝品廠轉產為電子儀器廠時,顧繡的繡工們被慶幸地保留了,并繼續從事刺繡。“要感謝這位私人經營者,使顧繡得以傳承至今。可也有弊端,生存空間不穩定,產品全部藏于深閣,外人難得一見;同時,繡工隊伍薄弱,施展余地小。”
戴老說她不知道,如果不能拿出拯救顧繡的政策支持,本來就不多的顧繡“傳人”靠什么生活?又怎樣傳承下去?
